这个时代人普遍痛苦,这不是我们的错

  我现在正在一个陌生的北方小城市出差。专升本考试快开始了,我在一个补习学校兼职教学,赚点外快。

  三个班一共一百五十多个人,每天课时少的时候四节,多的时候八节。我经常要连续上八节课,站七个小时,不断讲课,观察同学的反应,并调整自己的节奏和输出形式。

  同学们很喜欢我,会一边笑一边说我好可爱,会在端午节的时候特意给我粽子,会在我搬宿舍的时候帮我搬铺盖行李,下课会一起抽烟开玩笑。

  很难想象,这一年来,我可以在一个班里连续一整天说话,

  1. 生活把我打倒,我就原地睡一觉

  去年出院后,我立马陷入了严重的躁狂状态,每天只能断断续续睡三个小时。

  半个月的不休不眠后,我开始发高烧。检查结果是白细胞计数正常,但是吃退烧药也无效,每天只能吃一些水果,感觉自己正在逐渐失去理智。

  当时珠海刚好有一场京剧演出,我就去了,去到之后发现剧场在岛上。

  我是喜欢海的,海风和音乐可以消除我的焦虑和紧张,我就干脆在那里住了好几天。

  期间我得到了一位好友的陪伴,他陪着我一起吃东西,出去玩,聊天。那几天晚上,我睡觉依然困难,在他的车上却可以睡得很安稳。

  失眠和高烧快要好的时候,惊闻家父病危,我就赶回了老家医院,和家母一起照顾病人和家里。后来他出院了,但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时间来康复,我就走不开了。

  我在家里一直呆到了春节,一边照顾家人,一边处理医疗纠纷和其他事情,有时间就自己看些书,想一些之前没想过的问题。

  那段时间看了《论语》和《浮生取义》(一本描述华北平原一个县的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)等等自己感兴趣的书,心态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。

  主要来说,有这么几点:

  一是我和父母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。

  一直以来,我对父母的感情都很复杂。

  我恨他们为何要生下我,生下来又养育不好,以至于长大了连做“正常人”都很艰难。

  但是,那段时间我看到了父亲的病痛和母亲的困难,对他们有了更多的理解。

  二是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新的认识。

  一方面,虽然从小我的心就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变得千疮百孔,但后期自己还是成长了,慢慢让自己健全了起来。

  另一方面,我现在已经可以独立起来,一定程度上摆脱家庭的影响,可以自己决定以后该如何生活。

  三是我看到了引起自己不幸的社会因素。

  我的父母和我,都是社会变迁背景下不幸福的一个缩影。

  并不是父母和我不想活得幸福,而是社会结构让我们不得不去经历不幸。

  写毕业论文时,我其实就是想理解和剖析这一点(社会学专业),然而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。

  直到毕业两年后,我才对当时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  换句话说,在这个时代背景下,对于处在父母和我的社会位置上的人来说,不幸和苦难是某种必然,幸福不过是偶然。

  我没有理由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父母,这是不合理的。我需要做的,是和这个不美好的世界讨个说法,而不是去怪罪我的父母。

  由于以上这些因素,我在某种程度上理顺了原本紧张的社会关系,看到了开启新生活的可能。

  这些改变是有基础的。

  第一,我的身体和精神都相对比较“稳定”,有一定的思维能力;第二,我修改了原来的生活节奏,让自己的时间放慢下来。

  如果我有什么建议是我可以给各位朋友的,那一定就是:如果你觉得自己撑不住了,那就干脆不要撑。先中断自己的节奏,缓过劲来了,你再冲上去,和生活“干架”。

  2. 错的并不是我们,而是这个社会

  我原本计划年初就离家去找工作,待在家里并不是和父母最合理的距离。

  但是,疫情让这一计划无限期延后了。

  我干脆买了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和《毛泽东选集》,从头看起。以前是因为写作业才去翻,我现在不预设任何目的,反而更能看得下去,并用看到的理论,去反观社会生活和个人体验。

  

 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,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,我的父辈和祖辈都处于弱势的地位。

  我的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,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的“大锅饭”。那个年代,在城乡二元体制下,生活资源被尽可能地压缩了。

  当他们正有力气的时候,刚好赶上户籍制度松绑和人口流动的大潮。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抓住任何机会,他们就会越来越赶不上致富和向上流动的浪潮。

  就这样,我的父母最终成为了农民工大军中的普通一员,自然也造成了我留守儿童的身份,造成了我童年的某种缺失。

  加之农村改革后,其实我爷爷这一辈并没有获得土地之外的任何生产资料,就连土地也满足不了他六个儿女及孙辈的人口扩张。

  因此,我们家族内紧张的关系、母亲在家里的弱势地位以及她的不幸遭遇,种种心酸都成了某种必然。

  这些必然进一步导致了我童年的不幸,并给后来的危机埋下了种子。

  至于我,因为高考,拥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。然而,我现在依然处在某种不确定当中。

  向上流动遭遇到的结构性困难让我觉得焦虑不安,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让我陷入极大的精神压力当中。

  我如果选择去当个普通的职员或者高中老师,也就算是安定了下来。可我偏偏想法多,坐不住。

  因此,我当下遇到的压力以及精神上的不稳定,其实有着必然的社会根源。

  整体来看,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,一方面是整体物质水平的提高,底层生活的人和四十年前相比物质条件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善。

  另一方面,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进程中也放大了。这种放大伴随着阶层的固化。

 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扩展了新的社会空间,带来了阶层的松动,产生了很多向上流动的机会。社会整体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,人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努力致富,实现“高人一等”的人生目标。

  随着改革深化,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,但“爱拼才会赢”的观念还没有消退。处于这个情境中的个人,尤其是90后,越努力就越容易产生主观意识和客观结果之间的落差感,越容易产生结构因的压力。

  从国家-社会-个人的视角看,精神疾病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,这和我个人这几年的观察是一致的。在我们的身边,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开始产生程度不一的精神问题。

  我认为,不应当将发病的责任归到病人身上。另外,去责怪成长的环境也不是完全合理,大部分父母都不会故意让自己的孩子生病遭受煎熬。

  在某种程度上,我们的痛苦是这个时代的紧张关系在个体身上的体现。很多人更愿意将之归因到病人本身身上,只是因为归因给病人更简单,更“经济”。

  3. 我们注定要痛苦一生吗

  我认为不会。

  从个体的角度看,具体到某个人,即便是置身于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当中,TA的生活依然有改善的可能。人不是完全无能的,人是有能力去化解压力、转变观念、适应社会的。

  就个人而言,我现在更注重当下的体验。“当下”的体验对我很重要,换句话说,活着就要对自己负责,每一天都有必要创造条件让自己开心起来。

  而且,不是说一定要实现社会流动才会获得幸福,“幸福感”是非常主观的事情,个人的观念和体验和社会位置同样重要。

  更重要的是,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美好的,你可以参与到社会当中,让它更好一些。

  即使不能解决社会问题,你也可以让社会对精神疾病更多的理解和包容,让更多的人愿意在遇到病人的时候给TA一个拥抱,而不是避而远之。

  更何况,这件事情本身就与你我有关。

  罗翔说,“张三即使接了一手烂牌,可他也会出牌不止,一直打下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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